新聞及香港科大故事

香港科技大學（科大）研究團隊近日追蹤內地早前為遏止新型冠狀肺炎病毒（COVID-19）傳播而採取封閉式管理措施（封城*）的環境效益，發現封城顯著提高了區域空氣質量。今年前兩個月被封地區細顆粒物（Fine Particular Matter, PM2.5）的濃度，較去年同期顯著下降了約25%。按照團隊過往就改善空氣質量對死亡率影響的推算，有機會推遲了2.4至3.6萬宗因空氣污染而導致的早死案例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科大研究發現，采取封城措施城市的PM2.5水平，明顯較未封城的城市顯著降低。  

三名工程學院學者榮獲傑出科研成果獎（只供英文版本）

香港科技大學(科大)的研究人員揭示了平面細胞極性(Planar cell polarity，下稱PCP)中，控制核心蛋白傳送的分子機制。平面細胞極性是人體內調節細胞生長及活動的一個重要過程；有關研究將對開發癌症新藥物提供有用線索。 承載Frizzled-6的運輸工具 PCP是一個對人體組織發展及器官運作起著關鍵作用的生物過程。PCP機制出錯，會導致人體出現神經系統失調、骨骼發育異常或先天性心臟病等。更壞的情況是，癌細胞可奪取並利用PCP這個機制，促使其生長及擴散。 為替癌症治療提供一個新方向，由科大理學院生命科學部助理教授郭玉松領導的團隊，近日揭示一種名為捲曲受體6（Frizzled-6）的PCP核心蛋白，從細胞中被傳送至細胞表面以調控PCP的路徑。了解到這個運送路徑，科學家便可研究堵截捲曲受體6的運送方法，從而關閉被癌細胞干預的PCP機制，以抑制癌細胞的擴散。 這個分子機制可以物流及運輸流程作比喻﹕正如剛出廠的製成品，新造好的PCP蛋白需要在細胞內一個名為內質網（endoplasmic reticulum）的「工場」中被摺疊、改良及包裝。然後，這些蛋白便會經由「COPII外殼蛋白聚合體」中所製造的運輸工具，傳送至細胞內被稱為「高基氏體」的分流站。在這個分流站，蛋白會再被安排登上另一個指定的運輸工具，然後被運送至細胞表面。蛋白到達這個目的地後，便會開始調節PCP的過程。

Prof. Pascale FUNG Helps to Debunk COVID-19 Myths with Science

HKUST Sets Up a Platform for Real-time Reporting of Vaccine Target Recommendations for COVID-19

香港科技大學（科大）近日推出科大「區塊鏈證書」平台，為畢業證書、學業成績單等認證提供了一個方便、安全可信的系統，有助打擊偽造證書，並籍此推廣無紙化與可持續發展校園。 現時，畢業生每需要一份紙本畢業證書，均需向大學提出要求並付款，既不環保又費時，為畢業生與雇主雙方帶來麻煩。作為香港首間大學推出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學位認證系統，科大希望帶領潮流，逐步取代傳統的列印本證書，並期望此認證平台能有助遏止偽造學歷等非法活動。  科大畢業生將於本月底開始收到校方經電郵發送、獲加密簽署及具防篡改功能的電子畢業證書。大學亦會於本年11月向畢業生提供電子學業成績單﹔有需要提前取得電子成績單的學生也可自9月份起向校方提出個別申請。大學已向多個雇主推廣此新措施，當中包括國際背景調查機構首優諮詢、綜合電訊及科技方案供應商香港寬頻，以及稅務及審計顧問羅兵咸永道。業界對此新技術態度正面並予以支持。 

施凌教授獲選世界經濟論壇2020年青年科學家

不少備受尊敬的學者鮮有向同事、學生，甚至陌生人談及自己的心結和掙扎。任教於管理學系和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學部，並在最近榮獲跨學科課程事務處卓越教學獎(研究院組別)的霍士德教授，便決定分享自己數十年來對抗抑鬱症的心路歷程，希望洗刷精神疾病背負的污名，鼓勵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勇敢求助。 霍教授(左)榮獲跨學科課程事務處卓越教學獎(研究院組別)。 面帶微笑的霍教授說：「抑鬱症對生活的影響無孔不入—做事的動力、出門的意欲，連飲食、說話，甚至與人相處的方式，都會變得很不一樣。這就像在泥灘上跑步，無論做甚麼事情，都會特別吃力。假如不了解我的背景，相信大部分人也看不出我有抑鬱症！」  霍教授形容自己是「功能性抑鬱」—即表面大致與常人無異，但內心長期與情緒交戰。談及此病的原委，他歸因於自己的一半華人血統，讓他小時候在白人為主的國家生活期間經常給其他小孩吐口水，甚至從學校跟蹤回家。他憶述：「我的抑鬱症其實源於種族欺凌。當年我跟隨家人從新西蘭移居北美時只有九歲。而當時的美國和加拿大，種族之間缺乏包容﹐導致我在成長階段不時受人欺凌。」  自此，抑鬱症變成惡性循環，霍教授更會「自我欺凌」，對自己十分苛刻，越陷越深。深受父親猝逝、第一名孩子夭折、失去終身教職、跟妻子離婚等連串不幸事件打擊下，結果他在服食抗抑鬱藥物的同時，倚靠買醉和安眠藥度日。他曾嘗試戒掉濫藥的習慣，可是那段時期他感到更為孤獨無助。他說：「我當時的情緒極度不穩，更不斷自責，直到踏入三十歲才開始尋求協助。」